紫微斗數和四柱八字為什麼要用真太陽時
我們日常用的計時是平太陽時，平太陽時假設地球繞太陽是標準的圓形，一年中每天都是均勻的。北京當地緯度是116度21，北京時間是經度120度地方的平太陽時，也就是說北京時間並不是北京當地時間。我們每天都是24小時。而如果考慮地球繞日執行的軌道是橢圓的，則地球相對於太陽的自轉並不是均勻的，並不都是24小時，有時候少有時候多。考慮到該因素得到的是真太陽時。
中國時區橫跨東五區、東六區、東七區、東八區、東九區等五個地理時區。民國時期，中華民國憲法列明中國地域之廣，有必要分為五個時區，是為崑崙時區、回藏時區、隴蜀時區、中原時區、以及長白時區。我國現在北京時間是東八區標準時區，是為了方便人們的工作、生活和生產而人為規定的時間。作為時空影響人體自然變化的時辰，並非是全國所有地方都是11點到13就是午時，而是應當以北京時間為基礎，按照時區加以運算進一步求得真太陽時。
古人交通電訊等不發達，不可能有全國統一標準時。古人用地支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金、戌、亥，將一天分為十二時辰，那時候，白天靠測量太陽的影子，夜晚用漏壺滴水測時，那麼古人算命，其實是用各個不同地方的真太陽時來算命的。
我們都知道，中國人的陰曆是根據天體執行規律來準確反映一年中春夏秋冬真實變化的，24節氣變化非常重要。我們怎麼可以把年月日按照陰曆節氣等曆法排列，時辰卻按照西曆曆法的北京時間2小時為一個時辰呢。這樣的中西結合完全錯誤。
一些所謂的大師說算命要按照西曆曆法北京時間來算，這些人簡直是在胡說八道，他們說因為是政府規定的時間，人們都按照北京時間生活。可是新疆是幾點上班幾點吃飯。試問：如果我們以政府的西曆曆法時間來規定的時辰準確話，假如日本歸中國統治，按照北京時間生活，日本人出生時辰和中國一樣？阿拉伯國家歸中國所有，按照北京時間生活，時辰也和我們的一樣？再假如美國被中國統治，按照北京時間生活，時辰也和我們一樣？如果一樣，就把美國的白天晚上陰陽顛倒了，人可以做到嗎。究竟是人順應自然規律的時辰，還是人定勝天來按照國家的西曆時間去規定自然的時辰呢。
我們認為，其實十二地支的木火土金水，來源是和溫度緊密關聯的，土是木火金水之間的中間溫度轉換狀態，其中，醜和未是陰陽之間轉化的最明顯的，是木火和金水，陰陽轉換關聯性最大的兩個地支，也是社會和人在丑年未年因為陰陽的轉換而容易變化的分界年。上古先人觀察每一月、每一天白晝天地之間陰陽不同的溫度變化，才用十二地支來區分溫度的變化的，月份和時辰和溫度關係最緊密。
五行氣的變化就是溫度的變化，地支是和溫度緊密相關的，月份季節十二地支就是溫度的不同變化，政府如果把春天當夏天規定為火，我們就把春天地支當火看待嗎。時辰也是各地天地自然界溫度的不同來決定的，月份和時辰的十二地支是固定的，四季的月份、時辰的是和溫度相一致、緊密的不可分割的。子月溫度低水旺，午月溫度高火旺；時辰來講，子時溫度低水旺，午時溫度高火旺。那麼時辰地支五行之氣是和各地每一天溫度的變化關聯的。中國幅員遼闊，北京和其他地區的時辰差異，是隨著距離遠近而形成緩慢的差異，北京以西要減時間，北京以東要加時間，離北京越遠，時辰差異會越大。譬如，北京當地的12點正午時太陽在頭頂，新疆烏魯木齊比北京晚2小時，兩地在此日北京時間12點感受到當地在一天中的溫度，並不都是當地溫度高的時候，兩地感受到當地的天地五行之氣，即當地這天真正時辰的溫度完全不同。因此北京12點時辰為午時，烏魯木齊為巳時。時辰的不同就是溫度的不同，人出生時所感受到溫度，就是天地五行之氣。北京120度以東太陽出來的早，要加時間，北京以西太陽出來的晚要減時間，這才是求時辰的正理。
真太陽時要求是各個地方每天的中午12點，太陽處在頭頂最高。傳統上確定時辰，需使用真太陽時，所以要把各地的平太陽時調整為真太陽時。真太陽時要保證每天太陽在正南方的時候是中午12點。由於地球繞太陽公轉是橢圓的，所以每天太陽經過頭頂的時間是不固定的。需要經過校正得到真太陽時。算命要時辰準確，必須以出生時，當地的太陽時得出當地真正的時辰，而不能都按照北京時間幾點就一定是各地的真正時辰。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時辰考證
上月初有幾人問我中日釣魚島是否開戰，所以我一直想寫一篇中國八字看釣魚島的文章而沒有時間寫。看中國的八字，時辰是必須要準確的。 我對八字理論，包括對時辰的判斷一向是嚴謹的。前幾年我專門查資料考證了開國大典的時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的開國大典是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點隆重舉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八字，有的說是辛未時，有的說是壬申時，按照現在北京標準時間是120度，而北京天安門是東經116度23分29.22秒，1949年10月1號北京標準時間3點減去5分鐘即2點55分是北京的太陽時，那麼必然時辰就是辛未時，八字為干支財破印，如此則和現實不符，我天朝是難以長久至今的。
帶著疑問，我用一晚上時間查詢開國大典使用的時間，終於找到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郭慶生的一篇學術論文《建國初期的北京時間》，文中“北平和平解放後，中原標準時已不合時宜……”“1949年改北平為北京”“推斷北京時間的問世是1949年9月27日”以及用例證認為“初期使用的“北京時間”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北京時間，也就是說它不是標準時，甚至不是北京地方的平太陽時，而是北京地方的視太陽時”。
毛澤東主席1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55分，首屆政府全體領導人坐小汽車到天安門城樓下。下午3時，當毛澤東跨上天安門城樓的最後一個臺階時，城樓上的張致祥立刻轉身向羅浪發出了演奏開始的“訊號”。
當《東方紅》樂曲奏完3遍，毛澤東剛好走到天安門正中央。時年29歲的羅浪作為軍樂隊的指揮第一次演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羅浪回憶說：大典司儀林伯渠宣佈慶典開始。接著，毛主席以洪亮的聲音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主席的話音剛落，我就準備指揮軍樂隊演奏國歌，卻未聽到命令。等了大約半分鐘後，我按預定的程式，果斷指揮軍樂隊奏起了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根據以上而判定，開國大典的3點是北京真（視）太陽時壬申時。
中國標準時區的提出
1912年之前，中國各地並沒有統一的標準時間。在王朝時代，國家的標準曆法由皇庭頒佈，稱為“奉正朔”，而中國傳統曆法同時依賴於日月兩個天體的運動，並以實際天文觀測為準，因此歷時標準都以朝廷所在地（準確說，是欽天監的觀測點）的經緯為準。
民國7年（1918年），中央觀象臺提出將全國劃分為5個標準時區。中原時區、隴蜀時區、回藏時區、崑崙時區、長白時區。民國8年（1919年），中央觀象臺出版的《中華民國八年曆書》刊登了中國各大城市地理緯度表和所位於的標準時區及其標準時與該城市地方平時的比較表，發表了中國劃分五時區的計劃，同時提出了標準時如何傳遞的授時問題。
南京政府時期民國17年（1928年），國民政府統一中國，原中央觀象臺的業務由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的天文研究所和氣象研究所分別接收。天文研究所編寫的歷書基本上沿襲中央觀象臺的做法，仍將全國劃分為5個標準時區，只是在有關交氣、合朔、太陽出沒時刻等處，不再使用北平的地方平時，而改以南京所在的標準時區的區時即東經120°標準時替代。
中原時區的標準時刻，由位於上海租界的徐家彙觀象臺提供，授時則由海關、電報總局、鐵路局以電報形式將標準時刻傳遞到各地所屬機構。
交通部發文令全國電報局自民國24年（1935年）3月起，一律改用標準時。內政部於民國28年（1939年）3月9日在重慶召開標準時間會議，會議決定“我國標準時區仍照前中央觀象臺所劃定，分為五區；並請中央研究院制定標準時區圖，送由內政部通行各省市，轉飭一律遵守”
其所定各區名稱、標準及範圍如下：
(一) 中原時區以東經120度經線之時刻為標準，比格林威治時刻早八小時。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河北、河南、山東、山西、熱河、察哈爾、遼寧等省，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島等市，威海衛行政區，黑龍江之龍江、嫩江、璦琿等縣及其以西各地，蒙古之車臣汗部等地，均屬此區。
(二) 隴蜀時區以東經105度經線之時刻為標準，比格林威治時刻早七小時。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寧夏、綏遠等省，甘肅之玉門縣及其以東各地。青海之都蘭、玉樹兩縣及其以東各地，西康之昌都、科麥、察隅各縣及其以東各地，蒙古之土謝圖汗、三音諾顏汗兩部，西京、重慶兩市等地，均屬此區。
(三) 回藏時區以東經90度經線之時刻為標準，比格林威治時刻早六小時。甘肅之玉門縣以西各地，蒙古之扎薩克圖汗部，青海之都蘭、玉樹兩縣以西各地，西康之昌都、科麥、察隅各縣以西各地，新疆之精河、庫車兩縣及其以東各地，西藏之前藏、後藏等地，均屬此區：
(四) 長白時區以東127度半經線之時刻為標準，比格林威治時刻早八小時半。吉林省、黑龍江之龍江、嫩江、璦琿等縣以東各地，東省特別行政區等地，均屬此區。
(五) 崑崙時區以東經82度半經線之時刻為標準，比格林威治時刻早五小時半。新疆之博樂、于闐兩縣及其以西各地，西藏之阿里等地，均屬此區。
標準時間的頒佈及抗戰時隴蜀時區的專用南京政府內政部批准了天文研究所的修改方案，飭令從民國28年（1939年）6月1日起實施，但同時決定“在抗戰期間，全國一律暫用一種時刻，即以隴蜀時區之時刻為標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兩三年內，全國各地所用的時間比較混亂。根據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地球物理所1952年編撰出版的《天地年冊》，截止到1952年年底，全國至少在理論上仍然實行五時區的舊制，甚至連時區名稱都照舊。在該書“時政”一章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藏時區、隴蜀時區、中原時區被分別列入世界標準時區的東六、東七和東八時區，就表明了這一點。在這期間，出現了北京時間。
北京時間的出現
1950年後的短短几個月內，除新疆、西藏外，全國各地都採用北京時間為統一的時間標準。值得指出的是，初期使用的“北京時間”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北京時間，也就是說它不是標準時，甚至不是北京地方的平太陽時，而是北京地方的視太陽時。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整個中國定立了統一的GMT+8時區，稱為北京時間（或稱作中國標準時間）。值得注意的是，緯度120度北京時間並不是在北京確定的，而是由位於陝西臨潼的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原子鐘確定的。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由於地處中國最西邊，當地人民代表大會曾一度定立烏魯木齊時間，比北京時間慢2小時。烏魯木齊時間多為維吾爾、哈薩克以及烏茲別克等當地民族所奉行，在漢族間並不流行。
中國《天文年曆》迄今從未使用過“北京時間”一詞，只是在1954年年曆中才第一次使用“北京標準時”這一名稱，並說明：“我國舊分中原、隴蜀、新藏、崑崙、長白五個時區，解放以後，全國除新疆、西藏外，都暫用東經120度標準時，即東八標準時區的時間”：這一說明，標誌著北京時間一詞所反映的時間概念，已經由北京地方的視太陽時直接過渡到了北京標準時。
國家授時中心（陝西天文臺）本部地處我國中部腹地——陝西省蒲城縣城西，蒲城的經度是109度36分。這裡承擔著我國標準時間的產生、保持任務，北京時間是國家授時中心授時臺按照東經120°經線地方的為基準來定的平太陽時，而不是北京的地方平太陽時，北京的地理經度為東經116°21′，因而北京時間與北京地方平太陽時相差約14.5分。北京時間更不是北京的真太陽時。另外，有人得知國家授時中心在陝西蒲城縣，以為北京時間是陝西蒲城縣授時臺的當地地方時間則更荒謬。
因為各個地方的經度有差異，平太陽時不一樣，所以算命時要以北京時間換算出平太陽時，再換算出出生地的真太陽時來推出時辰。